1. 全球概览

可再生能源持续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并进一步受到经济和地缘政治发展的影响。疫情和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余震扰乱了可再生能源供应链，并导致项目推迟。此外，2021年底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和2022年初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引发了有关可再生能源取代化石燃料，在改善能源安全和主权方面的作用的讨论。

在这些事件中，可再生能源的发电能力又经历了创纪录的增长。对可再生能源和燃料的投资连续4年增加，全球发电量的增长也创下了历史最高纪录，太阳能和风能发电量首次超过了世界总发电量的10%。在经历了2020年的下降之后，太阳能热和生物燃料市场的强劲反弹改善了可再生能源在取暖和运输方面的前景。政治承诺的加强以及热泵和电动汽车销售的快速增长也表明，这些行业的可再生能源使用有所增加。与此同时，多种因素继续减缓全球向可再生能源体系的转变。2021年，全球能源需求的反弹(主要由煤炭和天然气满足)导致了创纪录的二氧化碳排放。大量资金继续投资和补贴化石燃料。

《格拉斯哥气候协定》呼吁各国每年提高减排目标，而不是每五年提高一次。在联合国气候协定历史上，该协定首次明确承认需要减少化石燃料的使用在会议期间，140个国家同意逐步减少煤炭发电，同时许多公司、国家和公共财政机构承诺停止对化石燃料的公共支持和资助总共有40多个国家同意停止为新的燃煤电厂提供资金，尽管澳大利亚、中国、印度和美国明显没有承诺关闭现有产能，截至2021年，这些国家总共拥有全球运营的燃煤电厂的三分之二，在2021年9月举行的联合国能源问题高级别对话期间，联合国秘书长宣布了为所有人提供全球清洁能源的路线图。

2. 政策环境

在过去十年中，为了应对气候变化、脱碳、能源安全、创造就业、公平和能源获取等广泛目标，全球对向更加依赖可再生能源的能源体系转型的兴趣有所增加。为了实现这些目标，各级决策者制定了新的可再生能源政策，并加强了现有政策对可再生能源的政策支持，无论是直接通过可再生能源法规和激励措施，还是间接通过碳定价和化石燃料禁令等措施，都对推动能源转型至关重要，尤其是在建筑供暖等更难脱碳的部门，以及交通和工业部门。

到2021年底，全球几乎所有国家都实施了至少一项直接支持可再生能源的监管政策。尽管大部分活动仍集中在电力部门，但交通和供暖领域的可再生能源政策数量自2018年以来首次增加(尽管政策框架较弱)除了国家层面的政策发展，越来越多的城市通过了支持可再生能源的政策.

3. 市场和行业趋势

生物能源的传统使用，包括用简单和低效的火或炉子燃烧生物质，下降了8%。为了减少不可持续的生物量采集的影响，并避免对空气质量和公共健康的严重影响，正在进行一项重大的国际努力，从传统的生物能源使用过渡到所有人的清洁烹饪解决办法可供选择的方案包括液化石油气以及基于可再生电力和更清洁的生物质的解决方案，如乙醇燃料和木质蜂团和颗粒现代生物能源可以为工业和建筑提供热量，使用炉子和锅炉等系统，这些系统的设计要比明火高效得多，而且可以达到低排放水平。

地热能是利用地壳的热压差直接提供热能或发电的能源。对于热能的应用，地热流体可以直接使用或通过热交换器，在那里流体被重新注入地壳。在发电方面，地热蒸汽被直接用于驱动涡轮机(干蒸汽或闪蒸)，或者，在双循环电站中，地热流体被用于加热驱动涡轮机的二次工作流体。

太阳能光伏发电继续在许多国家发挥重要作用。截至2021年底，至少有7个国家的太阳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足以满足其至少10%的电力需求，而2020年这样的国家只有2个。

随着中国和美国陆基设施的减少，全球陆上新增设施相对于2020年有所下降;在海上，新增产能的爆炸性增长主要是由于中国沿海地区受政策驱动的大幅增长。2021年，几乎每个地区的人口都出现了创纪录的增长。不包括中国，全球装机容量比2020年增长了14%以上。至少有55个国家的新风电厂实现了全面的商业运营，而2020年为49个。

4. 投资流动方向

2021年，可再生能源设施继续吸引远高于化石燃料或核能发电厂的投资。新增可再生能源发电投资占新增发电投资总额的69%，和过去几年的份额保持一致。大多数限制全球平均温度上升的情景都伴随着到2100年几乎完全淘汰化石燃料发电(没有碳捕获和存储)。这些情景显示可再生能源的部署将大幅增加因此，为了实现减缓气候变化的目标，对新化石燃料发电能力的投资需要大幅下降。

尽管如此，银行和投资者仍继续将大量资金投入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等化石燃料行业。在2020-2021年期间，六个国家(加拿大、中国、印度、日本、英国和美国)的金融机构占煤炭融资的80%以上。在此期间，商业银行向煤炭行业提供了3630亿美元的贷款，并通过承销向煤炭公司输送了1.2万亿美元的贷款。商业银行在焦油砂油融资方面也发挥着关键作用(2021年为233亿美元);北极(82亿美元)、海上(529亿美元)和水力压裂(621亿美元)油气;液化天然气(229亿美元)。尽管与减缓气候变化有关的过渡可能伴随资产搁浅的风险，但这些投资仍在持续。

2021年期间，多个行业发布了与撤资相关的重要公告。在11月于格拉斯哥举行的联合国气候谈判前夕，来自6大洲的72家宗教机构(合计资产超过42亿美元)宣布放弃化石燃料。哈佛大学承诺将从任何探索或开发化石燃料的公司撤资419亿美元。法国邮政银行(La Banque Postale)承诺到2030年从石油和天然气公司剥离其8940亿美元的资产。福特基金会还宣布，其170亿美元资产将不再投资于任何与化石燃料相关的行业。

在公共部门，中国于2021年宣布，将不再在境外建设新的燃煤电厂。当年11月，20多个国家和5个发展机构承诺，到2022年底结束对煤炭、石油和天然气项目的国际公共财政，并将资金转向清洁能源。总的来说，这些发展标志着几乎所有主要的国际煤炭公共财政的终结。在格拉斯哥会议筹备阶段宣布的另一项合作伙伴关系中，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政府与亚洲开发银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共同建立了一种机制，利用混合融资加快新建燃煤电厂的淘汰，并开发可再生能源来替代燃煤电厂。

一些人认为，更广泛的撤资行动无足轻重，理由是只有一小部分投资者会撤资，而被撤资的股票会被其他投资者购买。然而，事实表明，随着撤资运动的进行，流向国内油气公司的资本整体减少。在对石油和天然气进行大量补贴的国家，这种减少的现象不那么普遍，这突显出，如果要实现减缓气候变化的目标，就需要取消化石燃料补贴。这些补贴的价值每年波动，取决于改革努力、补贴燃料的消费、国际化石燃料价格、汇率和总体价格通胀。尽管在如何准确计算化石燃料补贴方面仍存在很大分歧，但有人估计2020年的补贴规模在5.9万亿美元的范围内。

5. 城市中的可再生能源

各城市政府使用了一系列广泛的目标、政策和行动来展示当地对可再生能源的承诺。到2021年底，约有1500个城市制定了可再生能源目标和/或政策，高于前一年的约1300个。这意味着，总共有超过13亿人(约30%的城市人口)生活在一个有可再生能源目标和/或政策的城市(高于2020年的25%)。各城市政府也采取了间接支持向可再生能源转型的行动，比如设定净零排放目标，以及电气化供暖、制冷和交通的目标。

2021年，地方能源和气候行动继续增长，许多城市政府将可再生能源列为其政策和规划议程的优先事项。各城市政府通过设定具体的可再生能源目标，或用于市政运营(它们自己的建筑和运输车队)，或改变全市的能源使用，直接支持可再生能源的部署和投资。这种目标定位采取了多种形式，从雄心勃勃的承诺和公告，到参与倡议和活动，到设定有约束力的目标，再到将可再生能源纳入政策文件和支持措施。这些努力向公民、行业和服务提供商发出了优先考虑可再生能源的信号，并通过制定和测试新政策树立了榜样，从而迫使更高级别的政府效仿。

由于市政建筑只占城市建筑总量的一小部分，成功实现地方可再生能源目标和促进全国脱碳也取决于全市建筑的能源使用。为了鼓励更广泛地使用可再生能源，各城市政府利用自己作为监管机构和政策制定者的角色，扩大了政策组合。截至2021年底，已有超过920个城市实施了直接监管政策、财政和财政激励政策以及间接支持政策，旨在通过可再生能源和/或可再生供暖实现建筑脱碳。大多数措施集中在屋顶可再生能源，尽管支持空间电气化和水加热(使用热泵)的政策也在取得进展。